近日，四川内江疑似艾滋病感染者谢鹏(化名)诉某公司劳动争议案在内江市市中区法院主持下进行了调解，原被告双方达成调解协议：双方现场签署了一份为期两年的劳动合同，被告内江某公司支付原告谢鹏6.3万元人民币作为补发此前的工资(两倍计算)。加上此前劳动仲裁委裁决被告支付的工资，调解协议总价值逾17万元。

相比于许多因艾滋病而遭受就业歧视的人，四川这位小伙的结局已经可以说是相当幸运。虽然他不得不以诉讼的方式来维护自己的就业权利，但毕竟获得了赔偿和工作机会。可以说，该事件的结果还算圆满。

然而，我们应该看到，在现实之中，也有一些遭受歧视的艾滋病人群，即使诉诸法律，也没能得到应有的赔偿。8年前，“艾滋病就业歧视第一案”原告败诉，成了广大艾滋病人群共同的苦涩回忆。2016年，贵州省黎平县李成案成为国内艾滋病就业歧视案胜诉的首例，不过，李成虽然在名义上胜诉，但还是失去了工作。这两个代表性案件，体现出了我国艾滋病人群克服歧视的艰辛。

艾滋病人群的维权之路之所以如此艰难曲折，最根本的原因还是对艾滋病人群的就业保障存在漏洞。与此同时，这些艾滋病人群在社会公共空间中也很容易受到不合理的排斥。这两个问题叠加在一起，便形成了艾滋病人群在就业领域“失语”的现状。

当下，法律对艾滋病人群就业是有一定保护的。《中华人民共和国传染病防治法》第十六条指出，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歧视传染病病人、病原携带者和疑似传染病病人。我国的《艾滋病管理条例》也规定，艾滋病病毒感染者和艾滋病病人及其配偶、子女的就业、就学、就医和参加社会活动等权利受法律保护。然而，这些法律条文比较笼统，没有提出明确的惩戒措施，现实中往往执行不力。

此外，社会上“谈艾色变”的风气也依旧存在，很多用人单位对艾滋病的认识仍然十分蒙昧。很多人即使知道艾滋病的发病与传染原理，也会处于一种“过度敏感”的状态，对许多缺乏根据的所谓“隐患”采取“宁可信其有、不可信其无”的态度，从而造成了歧视。这些在人们头脑之中根深蒂固的思维，在主观层面上加剧了艾滋病人群遭受的就业歧视。

显然，要在社会之中消除对艾滋病的污名化和主观歧视，依然任重而道远。按理说，除去某些特殊领域之外，普通行业都应该对艾滋病人群敞开大门，让他们畅通无阻地入职和工作。而这样的长远目标，需要我们从今天做起，通过脚踏实地的努力来实现。